景区上线“先游后付”系统 “信用游”创新文旅消费******

　　“信用游”创新文旅消费

　　拓兆兵

　　近日，安徽黄山等景区先后上线“先游后付”系统，游客可以0元预订景区门票、索道票，先游后付、不用不付，预订后刷身份证就可以进景区。此举受到了游客欢迎，被称之为“信用游”。

　　2021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鼓励和支持文旅企业探索推出以信用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向信用状况良好的消费者提供“先用后付”“先游后付”以及减免押金等便捷消费服务，形成促进信用消费的相关政策。从相关风景区试点情况看，“信用游”值得大力提倡。

　　此举有利于构建快捷便利的旅游方式。在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旅游时也都希望能够“快旅慢游”，即旅游手续简便，将时间主要用在深度旅游体验上。景区上线“先游后付”系统，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开放的互联网平台上形成功能化金融业态为其服务体系数字赋能，游客只需点点手机即可完成购票、订酒店等，而且行程的安排更加灵活，能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修改或者取消行程，省掉了付款、退款等环节，退房的时间也大为缩短，游客游得轻松舒心。

　　此举有利于带动“全域旅游”大文旅产业发展。先旅游、后付款是旅游业的一种创新，试图破解目前游客、旅行社、目的地间的信任危机，使游客有了更多主动权，从而倒逼景区和商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旅游联盟等平台，“信用游”通过“信用赋能”可有机统筹整合文、旅、商等服务体系，并统筹整合某个地区甚至一个省的旅游资源，有利于形成“全域旅游”模式。据了解，目前“大黄山”区域安庆市、池州市、宣城市和黄山市的景区、酒店、文创商品等商家已签约入驻“黄山旅游官方平台”。

　　此举有利于信用社会建设。“人无信不立”，信用是无价之宝，建设信用社会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一环。因而，众多行业都在大力推行信用建设。这其中，文旅业涉及千家万户，面广人多，是便于培养公民信用意识的最佳行业之一。通过发展“信用游”，不但有利于推动旅游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也易于营造“诚实守信，一路畅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良好社会氛围。

　　当前，文旅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各地要聚焦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新期待，加快推进文旅体制改革探索，加大数字赋能、信用赋能力度，推进理念融合、产业融合、服务融合，进一步创新文旅消费模式，培育新型业态，促进文化旅游消费提质升级。

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并就强化审判职能，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防病治病、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司法解纷选择不足，案件类型集中、保护覆盖不全，审理周期较长、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意见》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实现“能判、愿判、敢判”，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外，多了一道“专利保护”的选择，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有序竞争的秩序，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是属于个人的，需要精准识别。可以说，区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和“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

　　其次，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对司法部门而言，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应当完善配套制度。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对中医药而言，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建立商标、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

　　最后，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进行专利布局，实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逐步产业化，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

　　（作者：邓 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